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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松乔作品特辑/成都.伍松乔

时间:2015-01-19 16:55:09 点击:

  核心提示:(文/伍松乔)热 闹 之 最家乡富顺县的老百姓喜欢看热闹,热热闹闹地看热闹。 热闹之最或者说看热闹之最是什么?你猜猜。 很多人都没猜出来。热闹之最,不是过大年耍龙灯舞狮子,不是端午节划龙船抢鸭子,也不...

(文/伍松乔)

     

家乡富顺县的老百姓喜欢看热闹,热热闹闹地看热闹。

热闹之最或者说看热闹之最是什么?你猜猜。   

很多人都没猜出来。热闹之最,不是过大年耍龙灯舞狮子,不是端午节划龙船抢鸭子,也不是露天坝放免费电影、街头围观爆米花、饭馆门口逗酒醉鬼……这些都不是。   

热闹之最是——看杀头。准确些说,是围观处决犯人。

很早很早以前,杀头是用大刀砍,后来热兵器出现,便用子弹了,叫枪毙。再后来,从人道主义出发,也不打头了,而是从背部射入洞穿前胸,干净利落。人们叫惯了,仍然唤作杀头,在川南又称“敲砂罐”,把人的脑壳,比喻为砂罐,表明它的不堪一击。   

家乡稍大些的人恐怕少有未曾看过敲砂罐的。一有刑事,众人雀跃。即使像我这样不喜欢凑热闹的,记忆中也有过好多回耳闻目睹的刑场纪实。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县城西面的罗汉洞广场,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小学生也去参观。被杀的是一个记不清姓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宣判前,他一直垂着砂罐弯腰站着,当审判长把我以往只在戏台上看过的写有犯人姓名的纸“标子”用大红朱笔一勾,扔下台来时,他突然挣扎起来,大呼“冤枉”“冤枉”。早有准备的刑警将这犯人挟紧拖往广场一角,他一路喊冤不止,后来竞呼叫了一阵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使同学们大为惊诧困惑。老师说,这充分表明了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狡猾性。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犯人姓曾,是刚解放时本地的土匪头子,他和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六九七团起义部队中的一些人勾结,杀害了27名解放军派到该团的军代表。曾犯是潜逃多年终于落网的,大约自知恶有恶报,一声不吭就进了地狱。刑场上没有高潮,好些人都说看得不过瘾。      

  这两回都是先开公审大会然后就地正法的,进场有组织,场外有岗哨,秩序井然。非组织的闲杂人等只能远远地翘首观望,等那一声或数声枪响之后,方才缩回长伸着的脖子。   

像这样的情况,多数观众看不到“敲”,就退而求其次看被“敲“后的尸体。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示众,尸体常常要搁置一两天,人们便赶来围观。尸体大多是用破席子草草遮住的(后来改为塑料布),其实只看得到一双穿鞋或不穿鞋的脚,但人们仍络绎不绝。娃娃们则在附近搜索,巴望找到一两颗子弹壳。   

大约因为看热闹的人太多,后来改变了方法,开会归开会,正法归正法,公审宣判完毕再用汽车押赴另外设置的刑场。刑场设在城郊乡下,开头是固定的地方,那样事先赶去等候的人仍然多,又改为在几处适宜的场所临时选定一地。同时声东击西,囚车开出一程再突然变换方向,甩掉沿途跟踪的围观者。虽然如此,毕竟县城地盘不大,公路出口也仅只三处,老资格、有内线的热心观众总能十拿九稳、及时到达。   

大多数人失掉了现场目击的机会,遗憾之余,便用了同样的热情转而夹道围观死囚游街了。

县城的主街道只有沿沱江这一条,叫正街。路又狭窄,车行极慢,警灯闪闪也无济于事。插着死刑纸标、五花大绑的犯人于是便有了被人们仔细观察细加评说的最后大曝光。“文革”年间,乱世大用重典,敲掉的砂罐甚多,本地和外地的宣判布告过一阵就遍贴街头。上等的道林纸、大幅铅印、密密麻麻的红叉叉,看得人惊心动魄。布告作为杀头、游街的补充,成为一种时尚刺激的大众读物,甚至夜深人静,还有读者拿着手电筒在细细观看。   

我所见过的县里最壮观的刑事,在1970年代初期,是当时已不多见的大会、执刑二合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犯人张某本身就是一名法官,案情又是奸污女知青。男女、政治,把人们的好奇心推向了高潮。传说此案又极富戏剧性:本来只是作某种内部处分的,张某不服,申诉、上诉,每次都加重,最后一次撞到了上边严惩迫害知青罪犯的风口上,于是从重从快,而且大张旗鼓。

这一天的富顺,人人言必称张某,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四面八方,大路小路,蜂拥而至,人山人海,把会场兼刑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后去,已经执行完毕,只见到死者乡下的妻子带着亲戚,已把张某尸体用草席裹扎,绑在滑杆上往老家抬,这样的恶死者,不能进家门,要直运到坟地去。尸首上绑了只大公鸡,据说是驱邪用的。这次枪决的地点令人费解地安排在城北十字岭我们母校、县里最高学府富顺二中的大操场上。四周的庄稼地不消说被踩得一塌糊涂,百米跑道的终点旁,便是行刑之处。后来那一丛草长得特别野,同学们看了又恶心又害怕,再没人敢起早贪黑去跑步了。大操场的草坪是历届学生锻炼、散步、看书、聊天的好去处,早恋者们也在这里留下过若干青春浪漫的故事,枪声一响,莘莘学子记忆之中关于此地的绻绻诗意,从此荡然无存。

对于杀头之事,最为熟悉的大约要算我的摄影老师、老领导税清燮了。他是县委宣传部资深的新闻老干事,富顺通,几乎每次行刑他都享有搭小车亲临现场的特殊待遇。我离开县里后又重逢,他摇着头,为罪犯的“年轻化”深感不安。还说,有些娃娃简直不把敲砂罐当回事,一次去拍照,认得他的一个马上就要掉脑袋的小子竟大咧咧地喊:“喂,税师,照巴实点哟!   

能如税老师这样忧虑的人毕竟太少,更多的是为之兴奋,为之“安逸”。

杀一回人,便要令民间舆论为之沸腾好一阵。逢年过节前,常要“严打”,有人会早早便念叨起来,这回又该杀他龟儿子几个了!倘若没有,便大失所望。我以前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店主梁师傅便是这样的瘾君子。他把手里雪亮的剃刀在人脑壳上挥舞晃动,一边绘声绘色转述他爷爷他老把子(父亲)一辈传下来的真资格的“斩首”盛况,又口若悬河地讲县里这些年敲砂罐的事他看了八九成,尤其喜欢吹他曾经看过的枪决年轻女犯的故事。旁边的人听得眉飞色舞,便给店主敬烟。梁师傅的理发店生意特别兴隆,每次去都胜读十年书。关于张某一案,我曾听他极神秘地报道:周总理对此有批示,是三句话:执法犯法,为何不杀?就在二中杀!这样显而易见的民间创作,后来竟全县传遍,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   

我曾经以为富顺老乡才喜欢看杀头,后来发现各地人等都有这样的业余爱好,都有讲不完的此种故事,不知它是否可以归于警匪片一类的社会刺激与某种渲泻?

去年出差还听到这么一件事,一团伙四方为害,罪在不赦,市里本来想集中执法,以灭罪犯威风,但遭灾之处的各县皆不平,出面力争,最后分而杀之,皆大欢喜。

   

每个中国公民,由小到大.不知填写过多少个人表格,如果这种文书也可以算是一种写作的话,我们都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了。   

    从懂事开始.形形色色的表格中必不可少的“出身”这一项,使我感到困惑、自卑和沮丧,成为自己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沉重阴影、头顶上一把希腊神话中用马鬃系立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我不止一次地向居委会小组长,向班主任,向少先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向公社知青办干部、招工招生负责人、单位领导、工宣队长,向数不清的管过我的多少有些权力的人们为自己的出身解释过:我的父母解放前读书,然后教书,作银行职员,未参加任何反动组织,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我从小和父母在一起,靠他们的工资生活。我父亲的父亲是地主,我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呆过,甚至长期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确实如此,父母要让子女彻底划清界限),而且,他在我几岁时便病死了。我母亲出身贫民,我祖父的父亲是手工业者,属于劳动人民……一句话,我的出身应该是职员,是“人民内部”。

当初是有过这政策的,但政策是由人掌握的,政策是在发展变化的。听我解释的人或者微笑,或者点头,或者皱眉头,有的人根本就没兴趣听下去。但他们都对我说“相信组织嘛!”都众口一词地向我背诵“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我知道这是阶级路线(很多年之后我才觉察到,从理论上讲,这种“成份”观,应该是对本人的成份而言,并非指出身),但我不知道中国文字组合的玄奥与厉害,在多义并列天衣无缝的词语组合中,实际上它的真正含意只在其中的某—部分某一极端。  

于是,我的出身终归由曾经填过的“职员”改为“地主”,就像有的同学不露声色就把“手工业者”演变为“工人”,把“干部”提升为“革命干部”一样。       

我并未充分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正视,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因为这种出身,自己便入了另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形形色色的组织的化身,相信那些人的许诺。   

父母是过来人,知道那把剑的威力,但他们无能为力,也不忍心向涉世未深的子女点破。总是说:要靠自己啊!还不时地敲打着:夹紧尾巴作人哟!这是青少年时代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的主旋律。

自古华山一条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学会了竞争,我意识到没有救世主,我的上帝只能是我自己。

最平等的竞争是考试和体育比赛,我在记分簿、名次表和运动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与出身无关。当“困难时期”结束、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才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极为难得地成为富顺二中校史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会副主席。选举是次要的,关键是被提名为候选人和学校写的简介。我激动地发现我的简介是最长的,评语极佳,学校似乎真心用我来证明“全面”贯彻阶段路线的必要性。   

我很快感受到了班上一些出身好的同学的不愉快,尤其是某些贫下中农子弟中的团员、干部。他们是穷困的,但又是富有的。报纸上,广播里,老师讲话、校长报告中,都把革命接班人的重任明确无误地赋予了他们。他们的头上没有悬剑,只有光环与桂冠。      

母校富顺县第二中学高1965级的高考大丰收给学校增添了无尚荣誉,这个主要是县城学生的年级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多,有好几位与我类似出身的人都考上了大学(父母有向题的则几乎全军覆没),这使我感到几分希望。  

另一件出风头的事情也使人高兴。我在几所体育学院在自贡市举办的中学生招生选拔赛(县里只有我一人参加)中一气呵成地拿下了田径10060和跳远的三个第一名,这使我获得了提前毕业直接上体院读书的机会。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填表,我没和家里商量立刻就拒绝了。这是我对自己人生命运的第一次主动把握,虽然利弊难测。那时想的是学好“数理化”,上大学,具体的志愿是天文学。我从小读了不少五花八门的课外读物,其中有关太空的科幻科普图书给幼小的心灵插上了双翼,我时常在校园僻静处独自仰望夜空,茫茫星象对我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神秘诱惑,正如歌德所吟咏的:“仰望苍空,尘世多可怜!”   

我的这些翘尾巴长翅膀的行为,无疑是典型的“白专”思想,老师和组织及时地把我从星空的虚无拽下红尘。

我的入团申请书未能通过,只差一票。团支部说:“不要紧,重在表现”。我心悦诚服地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并且按照“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教导,自觉地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与我那不曾相识的祖父挂钩。我努力加强自我改造,把自己的饭票悄悄放在口粮不足的贫下中农同学的课桌里,假期又主动去农村同学家里参加劳动。我当时的日记中,充满着深深的自我忏悔。我的入团申请书终于又被讨论了一次,仍然是只差一票。这使我无所适从。后来,当我终于戴金红色团徽的时候,它的光辉在我的眼中已经黯然失色——一个要好的团员悄悄告诉我,前两回讨论都是老师和团支部事先研究好、安排好的,“只差一票”既是对我的“鞭策”,又是对我的一种限制和告诫!我头一回体验到所谓“政治内幕”。它使我震惊之余,不寒而栗,再清楚不过地听到了头上那把剑铮铮作响的声音。       

比这更为严峻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高1966级的前车之鉴。

高六六级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全国数百万中学生里的最不走运者。革命浪潮席卷“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首当其冲、最先被送上祭坛的羔羊,又是高六六级中那些出身不好的人。这时候,“查三代”已经是政审的基本要求,祖父、父母已经没有任何差别,“孝子贤孙”、“反动后代”的内涵确切,外延极宽广。高六六级学生在作完参加高考的全部准备之后,被分为两大部分,出身过硬的工农子弟被组织起来到农村搞“四清”,出身不好的则被遣送回家,一道鲜明的鸿沟,已经作了再清楚不过的划分。尤为可悲的是在为高考拟就的人头档案中,还把学生明确分“类”,共四类,由好到坏排列,其根本依据也是出身。为数不多的第四类统统落到出身不好的人头上,这些人的鉴定明确无误地写明了“绝对不录取”。少数品学兼优的出身坏而表现实在不好挑剔的人,被放宽列为第三类,但对他们的填报志愿,则严格限制为非重点地区的非重点大学的非重点专业。未赴沙场身先死,未上法庭即宣判,这种草菅人生的所谓政审,仅凭学生孰红孰黑的验血单,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多少黄粱美梦。   

“绝对不”!

这对于排在第四类的人,已经不是悬在头上摇晃的剑了,它已嗖然落下,直取脑门。目睹其中我熟悉的一些个平素活跃、各方面都不差的明星角色,他们滚滚落地的“首级”,令人胆战心惊。   

接踵而至的“文革”烈火,使玉石俱焚。对于高考的废除和大学的停办,黑名单上的学生抱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态,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甚至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同归于尽毕竟也是一种“公道”。   

造反了。天下大乱,另册犹存,而且被浓墨重彩地重描一番,加上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骂:黑五类(子弟)、狗崽子。红卫兵横空出世,红旗红书红袖章,基本的条件就是出身“红”。   

形势发展,派别林立,红五类也开始搞统一战线了。黑五类子弟便纷纷投靠各派红五类,以求自保,小心翼翼地成为“外围”。只能是外围,某一派一旦抓住对方阵营中的“黑”手,那一方便输了几分。

在富顺二中,曾有一张十分有名的大字报,针对对方有“小土地出租”这样一种出身的成员进行攻击,全文是八句颇妙的顺口溜:“阶级社会人有种,你姓富来我姓穷。你是破产小土地,我是翻身贫雇农。黑白早已分胜负,鱼目岂能混珠珠?十字岭(学校所在地名)上春雷动,庸人痴梦一场空!”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张传诵一时的大字报的幕后作者,竟是高六六级一位“绝对不”的狗崽子。这位难兄为人捉刀的这篇杰作,实际上是先打了自己一记耳光,但他对此却颇为得意。这和文革之前,黑五类子弟拼命表现自我作贱的劲头,真有惊人的相似。历史就是这样简单的重复。   

我在文革之中有一个逍遥——活跃——逍遥的过程。

天文之梦作不成了,便转而热心地理,收集了好多分省的地图,未知的大地代替了星空的吸引力。乘串连之风,我决心要跑完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没有资格被接纳为任何一派的红卫兵,便独自成立了“红一兵战斗组”,怀揣“公”章,照着地图免费旅游。头一回到北京朝圣,火车上竟被赶了下来。那是因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为了“保卫毛主席居住的伟大首都”发起的列车政审。他们逐一盘问乘客的来龙去脉,首先自报出身成份。问到我时,底气不足,心中发虚,忙解释祖父父亲曾祖父那一套,未及说完,便被驱出车厢,身后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造反军歌。我们那节车厢遭逐的贱民竟有三分之一多。其实,这种盘查并不要你出示任何证件,口说为凭,而我们一个个就都坦白交代,压根儿未曾想到胡扯一通蒙混过关——那时的人就这么老实、天真!我们这群遭放逐的人在望不到头的铁轨上走了半天,然后各奔前程。同行一位重庆四中的学生说他没粮票了,我毫不犹豫地便将自己的40斤全国粮票分了一半给他,这在当时要算一笔不小的财富。我曾想,素不相识的他可能渺无音讯,但串连回家,粮票已经寄回来了。

地理学学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被收容进了学校一派组织之中,又开始了文学的冲动,在舞台、小报上练字磨笔。当然,谈不上真正的创作,主要的功夫是骂对方不“忠于”,自己这派“三忠于”。节目、文章写多了,在县里也有了小名气。我们这一派曾一度走红,受到过本地解放军的支持,但那把剑并未因此遁形。1968年文革中首次征兵,我也奢望过金珠玛米头上那一颗闪闪的红星,结果和“绝对不”一样。

20岁生日降临之际,我已经是个挣工分的乡下农民了。

“同朴素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这是当时放映的阿尔巴尼亚一部影片中的一句话。插队落户之后,我和身边这些过去穷现在还穷的贫下中农相处得十分融洽愉快。我发现这些红五类全然没有学校那些以红五类子弟自居的人那种不可一世、骄横跋扈。愈和他们比较,我便愈加反感后者。脚踏实地的本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胸怀有着土地般的博大与宽厚,他们的心灵接近自然,保留着“人之初”的善良与纯朴。   

广阔天地当然不是世外桃源,知青们在农村处境的分化,尤其是后来招生招工激烈竞争中发生的形形色色,出身都是一条生死攸关的鸿沟。我们一起下在富顺县永年区张湾公社新兴一队的6位知青朋友,返城的先后差不多是以出身的好坏程度为次序的。   

与出身有关的悲喜剧演出得太多太多,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却还是在中学时代的那些事情,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氛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满以为一路阳光,却不料刀光剑影。那些“春天的花朵”、“小船儿轻轻”、“八九点钟的太阳”不是为所有青少年准备的。

记忆犹新的是纯洁心灵的最初创伤。   

严格的说,我只属于“灰”某类,我的经历并不典型,远远没有被卷入漩涡中心,被推入深渊底层。县里几个大户地主的后代,有一些人曾经是我的先后校友,他们除掉出身而外,家庭中尚有关(押)、管(制)、杀(头)以及海外关系,哪怕成绩再优秀,表现再努力,甚至有令人羡慕的琴棋书画之类特长,他们命中注定就是“绝对不”,父辈的罪过必须由他们来偿还。

这些同学给我的印象都是情绪阴郁的,他们也佩戴过大红花,但那是在文革前的几次人数不多的上山下乡的“欢送”会上。下乡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以难为烂,可以说是堕落了。本份些的,娶山女为妻,默默当闰土。还有死于非命的,我们的一位数学老师钟贞伟,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钟氏的后代,他很有才华,高中毕业(自然不能升学)便被有怜才之心的裴既清校长留在本校高中代课。他讲课简明扼要,说话有淡淡的苦涩幽默,打篮球是教师队的主力。学生们很尊敬他,但他却和任何同学都保持着距离。他后来被清退了,靠拉架车为生,拉车从学校经过,便低了头一声不吭。沉重的架车不知为何有一天竟在一个斜坡上从他身上辗过,他一声不吭当场便被车上满载的条石砸死了。新时期到来,对老师不知有没有“政策”可落实。怎样“落实”呢?人都不在了,自己死的。

辛苦遭逢源一论——唯出身的血统论,很难说什么人该负具体的责任。社会每进一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有人牺牲的。我不相信“逆境成才”的鬼话,一个国家只有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好的顺境,才有希望。   

学校的老师中有不少是出身不好的,他们的不幸在另一外层次上进行。曾经有几位教师,“左”态可掬,比谁都革命,歧视折磨出身不好的学生肆无忌惮。文革时,从大字报上才发现他们自己的出身其实也坏。这一类人,要么是心理变态,要么是品质有问题,二者可能得兼,他们给我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造反时,这些人大多被自己平时“钟爱”、讨好的红五类子弟赏过阶级觉悟的耳光,戴了狗崽子的高帽,打翻在地,这对他们扭曲的人格与心灵,或许倒是一剂矫治的虎狼药。

在离开十字岭之后,我们高19672班的同学、老师终于聚会了一次,时间刚好是一首歌曲中所唱的“过了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青春不再,人到中年,相逢一笑。当年的恩怨,连欲说还休的兴致也没有。介绍各人的现状时,我用12个字为自己作了概括:新闻记者,作协会员,共产党员。

言犹未尽,我又说:我们老三届该是无花果,没开花,但该有果。       

出身不同的同学们在20年的后10年终于有可能站到了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各尽所能地耕耘,各得其所地收获。

环顾熟悉而又陌生、变得如此狭小的陈旧教室,举头张望,那梦魇多年的达摩克利斯、已经无影无踪……   

铸剑为犁!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不该再受无谓的愚弄和摧残了。

   

长达十年的时间,在中国的舞台上就只有几出“革命样板戏”。就看样板戏也罢,全国也就那么几个“样板团”,广大观众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1970年代初期,乘着“普及样板戏”之风.各地纷纷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名义,趁机恢复和新建里众多的剧团、文工团,走村串镇,煞是热闹。我当时在川南富顺县里的知青中被认为是支笔杆子,既然是笔杆子,也就应该会写剧本、编节目,于是招工后便进了县宣传队,充任专职创作员。   

我在宣传队呆了四年,这四年大体是知青生活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告终恢复高考前的过渡阶段。小舟泊岸,知向谁边?全然不知道还会有今天这样壮观的海阔天空。当时的所谓“创作”,是再僵化不过的机械作业,大好光阴,除去正二八经讲恋爱以外,便只有散散淡淡地在戏窝子里看戏了。   

城里人难侍候.不把宣传队放在眼里。纵是演的样板戏又怎样,比浩亮、刘长瑜、袁世海他们差之远矣。我们宣传队是由新招的知青加上老川剧团的一些人组合而成。以样板戏为主,也慢慢夹杂些歌舞节目,样板戏既唱京戏,也移植为川戏。城里的观众给取了个外号叫“京歌川”,喻其非驴非马不伦不类,领导听到却大喜,在总结工作时把它解读为群众对宣传队“一专多能”的“生动赞扬”。   

宣传队真正得意的场所是在乡场上。每到一地,总有轰动效应。海报一贴,农民过节。人人喜气洋洋,呼朋唤友,邀亲结邻,“今晚黑有戏!”“明天来看午场!”气壮如牛,仿佛这戏班子是自家办的。街上店铺小摊的生意,不消说也水涨船高,陡然热闹起来。   

乡镇上有剧场的不多,但几乎都有简陋戏台。台下是露天院坝,多功能,逢“赶场”物资交流、收割时晾晒农作物、领导需要则召集群众开大会,再就是放电影、演戏。乡下人看戏,多半是这样的坝坝戏,中国的戏曲表演艺术,大约都是从这一类场所中走过来的,至今也还离它不得。

演出自然是有钟点的,但并不严格。农民有自己的“太阳牌”表,太阳落坡了,这才邀邀约约有说有笑地上路。戏台上等急了,便敲锣鼓,叫“闹台”。一而再,再而三,第三通响,相当于最后通牒:再不来就开演了!闹台锣鼓催得途中疲沓街上遛达的人紧了脚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坝坝里便开了锅。   

戏台下面总有些板凳椅子早早占了地盘,能入座的多是当地有头有脑有场镇户口至少在场上有亲朋好友的。入得座来,便满面春风,左顾右盼,就像现在能享受什么豪华包厢、或是能坐进高档轿车翘二郎腿的人一样。

场内多数人得站着,坐立之间,免不了有落差。坐立结合部的摩擦,是剧场秩序混乱的热点,犹如当今世界的波斯湾。还有一种热点,比坐立的纠纷远为悠久永恒、超越阶级矛盾路线斗争、人类产生便与之俱来的,是异性的相互吸引。哪一处地方都有众所公认的男女风流代表,他们衣着超前,举止惊俗,当时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妹的旁边,总有操哥去挨挨擦擦,操哥操妹的旁边,总有望梅止渴热心起哄的泼皮后生“打围”。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各有各的角色。到难以相安之际,负责保安的“红袖章”也无济于事。不用担心,这时总会有尊神出动,往往是当地乡村干部中权威极大、名气最响,且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荤”“素”俱来得的角色(总有这样的人),跳将上台,极老练地弹弹麦克风,朝台下指名道姓日妈捣娘一番,于是百姓鼓掌,然后秩序井然。这弹压有功的领导上得台来,往往也就不再下去,蹲在台角,将半个屁股吊在台边,显示着某种威仪。也有控制失灵的时候,那领导便指挥台上掉转追光灯,极强的白光扫射过去,将场子里那些不安分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曝光法有效也有限,最大的副作用是引得光圈之外的观众波浪般起伏张望,阵阵起哄,这又酿成新的混乱。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无为而治,你闹你的,我演我的,锣鼓、管弦、唱腔、歌舞、嘈杂、调笑、吆喝、龙门阵,汇成坝坝戏独有的乌合之声,它的独特魅力与刺激,令观众如鱼得水,好欢喜,好兴奋!戏台下的这种热情与演出的内容全然无关,决不意味着对节目的某种抬举或是亵渎。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过于广阔便生出无端的寂寞,好容易凑到一起来了,不挤一挤、笑一笑、热一热、闹一闹,更待何时?       

最令人们激动的是演出时突然停电。“——啊”的一下众声齐唤中,包含着遗憾,更多的是惊喜。全场顿时活跃,人们一边“操”着供电所的八代祖宗,一边相互敬烟点火,伸个懒腰,结伴上厕所。最高兴的是青勾子娃娃伙,从大人挎档下满场窜,装出尖声鬼叫。最扎劲的呢,当然是青年女子身边的那些青年男人,大声地发表剧评或者其它演说,竭力引起目标的注意。也有不声不响趁黑搞小动作的,引起“花丛”中不时唤出几声惊叫和咒骂,宣传队的青年曾有奋袖捋臂想要挺身而出的,却被当地干部制止,说是“不告不理”,一个巴掌拍不响,龟儿子些就这个德性。果然,也当真没有人来求援告状。久而久之,听出那女声叫骂,竟带着几分得意和欢喜。坝坝戏是决无退票一说的,停电太久,乡里便会张罗出几盏煤气灯之类的照具来,凑合着往下演。有几次还差十来分钟便要结束了,索性指挥台下亮出众多电棒(手电筒),胡乱罩住舞台,演完了事,观众散场,反说今天看得安逸。   

宣传队的“创作员”,有也不多,无也不少。演《平原作战》了,是新起的准样板大戏。演员不够,领导找到我,客气地让我“支持”一个角色,并大方地任我在革命群众和日本军官中二者挑一。我僵脚僵手的,上台即出丑,但队里医生、会计、美工、道具师傅都上阵了,尤其让人不能推却的是领导本人也已身先士卒扮了个鬼子兵。于是,爽快地叛国,穿上了日本军官的黄呢大衣。剧情中我这中级军官能指挥宣传队领导扮演的日本兵,但在更高阶层的皇军司令面前却只能低头“嗨噫”、“嗨噫”(是、是),这也是我仅有的台词。一次在琵琶场演出,这是个楼阁式的戏台,高高在上,随锣鼓出场之后,看领导在我面前低眉顺眼毕恭毕敬的模样,忽然忍俊不禁,表情错位。一旁的司令官见势不妙,连骂我几声“八格牙鲁”(混蛋),这是台词之外的提醒。我更感滑稽,竟乐不可支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浑身哆嗦,难以自控,只好一声嗨噫赶快转身退下场去。按老规矩,这叫塌场,是严重的事故。当时没有奖金,也就无从经济惩罚,只是撤掉“官”职,让炊事员取而代之,极宽大的了。后来又演《杜鹃山》,也是大场面,我又被等而次之地充任匪兵。匪兵比军官其实更难,要会踩着锣鼓点子跑龙套,还得弄枪弄棒一番,最终被英雄人物雷刚的大刀或柯湘的神枪解决。无奈个人素质实在太差,一排练便乱了大家的阵脚,只好惭愧退出,从此不登大雅之堂。

老吃单位的闲饭,心中有愧,便自告奋勇去帮忙收票,无意之中,长了不少的见识。   

在剧场守门,真是个好差事,可以使人如观走马灯样允分领略到一个地方一处社会的形形色色。做作家梦的人真值得来这里把细打量:你可以看到小官太太比小官更神气,卖肉的比卖盐的更威风,种皇粮的比吃皇粮的更谦卑,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要寒伧,讲恋爱的比偷情的更拘谨……琳琅满目的各样人等从面前走过,走过一部乡镇风情长卷,不同形态的衣着、姿式、风度、语言、动作,活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

让我感觉最为有趣的是观察那些混票者——每场总有几十上百个这样的勇夫与智者,他们总有办法终归能从你眼皮子下大摇大摆地进去,你枉费心机想要堵住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地方领导以及和宣传队业务、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安、供电、广播、银行、食品站、供销社等等部门单位,不消说是必须打点的,其中的重要角色光临,宣传队头头还必须上前恭候。这些人都是早早便送了票的,但他们的亲属呢?宣传队住在某家旅馆,服务周到的服务员带来的人呢?今天你去卫生所打了针,医生来了总不能不给面子吧?昨天才拿着批条在商店买了牌价肉牌价烟,眨个眼睛就认不得售货员姐妹了吗?还有,都是一个县的,宣传队成员在乡镇难免没有个三亲六戚,这应该算是“内部”吧?剧场里总住有人家,他说他就住里边你难道一个个去查户口?看他提着吃食手端茶盅趿着拖鞋,大大咧咧地向你点头八成也真住里头。至于那些既楚楚动人又落落大方的本地西施,你能忍心拉下脸给人家过不去么?再有一种既非领导又无实权也没关系且貌不惊人的,死死纠缠,最终你烦了,还得让他进去“找人”。其实,各路诸侯都不是掏不起那一两角票钱的,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票进场,是一种待遇、一种面子、一种本事、一桩艺术、一门学问,足以令人庆幸与陶醉的。守来守去,真正能够抵挡的,大约只有真想看戏却又真没钱的老实人了。还有些惹得起的二三流土操哥,偏不让进,看他怎么办!这些人场场都来,人多了聚在门口兴风作浪,也叫人头痛。我给领导建议分而治之,以毒攻毒,选其中若干有影响力的帮忙维持秩序,开演再让他们进场。这办法颇灵,这些义务门卫很尽职,张大嗓门整顿高峰人流,直至满头大汗。由此可见,办法得当,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门卫也有权,可以自作主张、随心所欲放人进场。我对那些围在门边羡煞慕煞又无可奈何的小娃娃,在演出开始之后常施这样的仁政,因为自家小时候也和他们一样,常常守着剧场打哈欠,等着看演出结束前敞开大门时的最后几分钟“罢脚戏”。   

离开宣传队的那一年元旦,在沱江边的怀德古镇演出。那天我没去剧场,留在住地闲翻书。我们住在区公所,这里是全镇山坡最高点,倦了推窗,揽进一轮好圆的月亮。望下去,脚底山坳是尚在高潮之中的剧场。丝竹管弦,隐隐入耳,五彩灯光,把我的同事们辉映成天上人间的绝妙佳人、一代天骄。这如诗如画的景象使我久久入神,大为感动。

——此时,所有的嘈杂,所有的喧哗,都全然化解在这如梦如幻、有声有色、仙境般的乡戏之中了。

 

(作者简介:伍松乔,祖籍四川泸州,四川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散文家,其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首倡四川日报文学奖,为推动四川文学发展有大贡献。)

作者:伍松乔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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