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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广东“打工诗歌”:永不磨灭的记忆

时间:2013-06-03 10:14:45 点击:

  核心提示:——广东回返四川打工诗人访谈:徐非“我虽然现在离广东远了……广东,始终是“打工诗歌”的发源地,又是打工诗人的“根据地”,我的诗歌写作也是在那片土地茁壮成长的。因此缅怀过去岁月,留恋那片土地,特别是90...

——广东回返四川打工诗人访谈:徐非

 

 

“我虽然现在离广东远了……广东,始终是“打工诗歌”的发源地,又是打工诗人的“根据地”,我的诗歌写作也是在那片土地茁壮成长的。因此缅怀过去岁月,留恋那片土地,特别是90年代中期及末期

 

“诗歌与环境,诗歌与地理,诗歌与心理都有很大关系。我来成都两年了,对成都的文学圈子不熟,因此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较少,诗歌与文学的氛围只有在文学网络中感觉。我想,无论身处痛苦与欢乐,随遇而安”

 

“广东是“移民”优秀诗人多,四川是本土优秀诗人多。”

 

“至于那时的打工诗歌,对我而言,确实是经历磨砺,身处环境,有感而发。而今国家《劳动法》健全了,福利待遇提高了,大多企业工作环境舒适了。特别是现在90后打工者,有现代快捷的通讯和网络,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少了很多寂寞,不会有我们那个时代“家书抵万金”的感慨,更不会遭受“捞仔”“捞妹”的人生侮辱和身份歧视。可以说,“打工诗歌”是打工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一段永不磨灭的文学记忆”          (徐非)

 

    被访诗人:徐非 (著名打工诗人、广东《打工诗人》编委,现回四川)

     

采访人:孙文涛当代著名诗人,随笔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北京工人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诗刊》社等任职。出版有《大地访诗人》、《京华遇诗人》、《大地谈诗》等十余部著作,民间“大地访诗人”计划采访人)

 

时间:2013328

 

 

 诗人背景:

徐非,广东《打工诗人》编委与创办人之一,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诗人、打工文学杂志资深编辑、打工作家之一,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

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末发表作品暨外出打工,去过重庆、遵义、攀枝花、西藏等。1989年与文友创办《荒原星》文学社,曾名嗓一时。1993年初南下广东,先后在中山、惠州、深圳等地打工。做过保安员、质检员、流水线工人以及企业报编辑等。2001年起参与创办《打工诗人》,至今已坚持13年。2001年起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曾供职于广东省台山市文联《侨乡文学》杂志社、佛山市高明区文联《高明文艺》杂志社及高明区作家协会聘任制专职作家。20114月返回四川。

在《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四川文学》、《星星诗刊》、《作品》等全国近百家杂志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余万字,获国家及省市20余个文学奖项,作品收入多种全国选本。出版有诗集《心灵之约》,著有小说、散文集多部。其作品与创作成绩曾被《诗刊》、《中国青年》、《工人日报》、《羊城晚报》、《四川日报》《今晚报》、《哈尔滨晚报》、《四川文艺报》、广东卫星广播及全国数十家报刊媒体报道与刊载,现供职于四川成都某单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您从广东回到四川的情况?

回成都跟过去在广东一样,仍是打工,只不过少了往昔漂泊与长途舟车劳顿之忧,目前在成都一家单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生存对一个诗人尤其重要,文学创作只当为副业。在单位负责刊物和网站编辑及新闻采写等,心情与生存压力像天气一样,时好时坏。单位不包吃住,工作餐成为自己惟一选择,每天上班和下班要挤两个小时公交车……

 

 介绍一下您的四川省泸县故乡?

我出生在泸州市泸县百和镇方碑村(原凉坪村)。父母都是农民,家中有六个兄妹,我排行老三。泸县属于农业大县,家乡百和镇东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交界,距泸县福集县城60公里,泸州45公里。而百和镇地处浅丘,土壤肥沃,宜种植水稻、麦子、玉米、高粱等多种粮食作物。

回溯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由于兄妹多,家庭贫寒,粮食歉收,要吃一顿大米饭,那是非常奢侈的。那时我家的主食基本是红苕和麦子等其它粗粮。大米饭只有来了客人才能够吃到。出于对大米饭的渴望,幼年时的我总希望家里来客人。然而,客人来了,母亲往往又会把红苕切成颗粒,放在锅底与米饭一起蒸熟。最终,给客人舀米饭,家人就吃红苕。记得有一次,家里来客人了,我偷偷将米饭盛在碗底,把红苕盖在上面,这种小把戏最终被父亲识破。客人走后,父亲狠狠地“训”了我一顿,父亲说:“你到其他人家看看,人家究竟是如何待客的?!”除了生活上的贫乏,穿衣方面也很困难,我基本是穿哥哥留下或剪裁的旧衣服,直到上了小学三年级,才穿上了平生第一件新衣服,那是一件灯草绒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我自豪了很久……

     直到田土到户,粮食丰收,生活渐渐好了起来。80年代末,家中的6间草房整修变成了瓦房,为增加经济收入,兄弟轮换出外打工。自己也时而外出,时而在家种地。

 

   在老家泸县最早投身文学的回忆?

1985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参加过四川《沱江文艺》杂志、《嘉陵江》文学、《龙眼树》诗歌报刊的文学刊授学习。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找寻》,同年,作品《让位》获北京文化书院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而后在《泸州日报》、《泸州文艺》、《龙眼树》、《攀枝花文学》、广东《香山报》等陆续发表作品。那时在家尽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对文学创作充满无限热情。当年我订了《星星》诗刊、《诗神》、《当代文坛》、《文学报》、《通俗小说报》等多种文学杂志报刊,然而还到处搜集旧小说与诗歌读本,积累知识。

1989年,我与故乡文友罗德远合作成立了“荒原星”文学社(后更名“清泉”),当时在泸州地区引起很大反响,还与省外多家文学社团联系;1990年,我应邀参加泸州市文联举办的“酒城金秋诗会”,诗歌作品得到与会文学杂志编辑老师的好评;1991年,我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荒原星”文学社新春文学笔会,邀请了《泸州文艺》主编周金章、泸县文化馆肖体高老师莅临文学社指导与授课,并得到当时云锦区团委、下辖7个乡团委、土主乡党委等的大力支持。

1993年初,为生存所迫,南下广东打工,漂泊17年之后,于20114月返川。而今离开家乡20年了,对于当初与而今的文学创作,自己有了质的飞跃,这要感谢家乡,感谢家乡那片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最初创作的源泉。

 

   这些年,您周边的诗歌及文化氛围(在广东、在四川)?

在广东打工时,时常与打工诗友们紧密联系,尽管那时上班环境差,可公司企业文化尚好,特别是在康惠电子公司工作的6年,公司有企业报,有副刊发文学作品,与文友们搭成了交流平台;2001年我担任文学杂志编辑后,更是与诗歌创作紧密联系,当初《侨乡文学》是一个页码的诗歌,我编辑诗歌栏目后,改成两个页码,同时首创在扉页开辟“让你认识一位诗人”的栏目,每期选发一位打工诗人的个人照片、简历和作品;同时自己在10多年间,多次参加如《诗刊》、《中国作家》、《江门文艺》、《外来工》等杂志笔会及很多自发组织的文学活动,觉得广东那时的文学氛围非常活跃。而回到四川,先在一家私人杂志社当编辑,原因私家杂志与广告收入挂钩,但杂志能刊发文学作品的机会很少;而后应聘于一家大型公司担任企业报主编,在文学副刊栏目适时发一些文学作品。目前我在一家单位从事文化宣传。确切地说,诗歌与环境,诗歌与地理,诗歌与心理都有很大关系。我来成都两年了,对成都的文学圈子不熟,因此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较少,诗歌与文学的氛围只有在文学网络中感觉。我想,无论身处痛苦与欢乐,随遇而安,诗歌写作有感而发,那是自然快乐的。

 

   至今,你认为诗歌写作还有何意义?

现代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当今网络传播迅猛,无论集体论坛或个人博客,以及国家诗刊与民间诗刊重聚江湖,使现代诗歌风靡的热度如日中天。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在个性化写作的当下,诗歌自由表现了个体生命心灵深处的超越性追求,也表现了自我与他人和普罗大众对生活的渴望,对人性的追求,更深层地挖掘出社会广大人民群体心灵宝藏的精神财富。概略地说,现代诗歌既可对世界事物的讴歌,也可对个人情感的宣泄。贴近民声,贴近民情,表现一个时代诗歌创作者的良心与良知,只有这样,现代诗歌写作才有现实的意义。

 

 广东的写作与奋斗岁月,有哪些最难忘?

1996年,在康惠公司做了一名质检员,在流水线上整整做了三年,而让我欣喜的是,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基本是在流水线上构思出来的,在流水线上苦煞的日子,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21点或23点,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1点。那种艰辛和疲劳,只有工作与生活在打工底层的人才能体会到。上班时间长,工资低,每月不到400元薪水;住宿差,一间宿舍住10来人,上下床,深夜趴在铁架床上写作,床架摇晃的吱咔声与工友的吵闹声,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因此,我只有搬出宿舍租房住。一间不到20平米的旧房,两家合租,每家分摊75元月租,连床板还得自己想办法,去就近的工地捡废旧木板做成床板、饭桌及简易的“写字台”,解决生活与写作的困难。每月的薪水除了寄回家里外,还得精打细算,做饭烧煤油炉,买油买米,买菜买肉,就连买稿纸都是买最便宜的。

20014月,我应聘去了台山市文联《侨乡文学》担任编辑;20097月又辞工去了佛山高明区文联《市明文艺》及高明作协担任聘任制作家,做了11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工作环境比在工厂时好了,工资也高了一些,但自己仍身处打工阶层,生存状态、内心情感及漂泊的磨砺,也一言难尽。

 

你的代表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被写进广东“打工文学备忘录”,谈谈创作这首诗的灵感?

创作《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这首诗,其时是1994年,我在广东惠阳县陈江镇直昌灯饰厂做一名电镀工,上班时要穿水靴鞋,戴白手套,怕电镀时的化学元素辐射,对身体有伤害,环境恶劣,工作艰苦。而那个时候,天天上夜班,我在距工厂三四公里的乡村租房子住,每天重复着同一种工作,也重复着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心里有了这首诗的构思。

而引起我创作意念的是一位容颜姣好的女老乡,她打工怕吃苦,做了一个汽修厂老板的情妇,从此贪图吃喝玩乐,穿金戴银,自我炫富。可我之前打工的电子厂及后来的电镀厂,漂亮优秀的打工妹比比皆是,可她们坐在流水线上,却用勤劳与汗水换来每月几百元的薪水,她们心安理得,生活得快乐,没有给家人丢丑。因此我构思的打工妹“阿秀”这一形象,就勇敢地站在“征婚启事”中,以美丽的外表、善良的心灵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首诗歌在《外来工》(现《打工族》)发表三四天后,每天收到几封信,后来意想不到,每天收信多达45封,其中挂号信居多。由于信件多,送信的邮递员不禁问灯饰厂门卫:“徐非究竟是个什么人,每天有那么多信”?而灯饰厂台湾籍主任也下车间问领班,到流水线来认识我。短短时间内,竟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而后我接受《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的采访,记者以《征婚之诗,引得3000宠爱》为题作了报道,引发全国数十家报刊选载。

 

 《华商报》以《2007,评论家眼中的中国文坛》载文,文中评论家雷达提到您和罗德远、郑小琼等几位代表诗人的“写作已经跳出个人经验局限,努力追求理性和大众化,更加紧贴生存”,你看到了吗?

我创作打工诗歌的活跃期是1994年~2004年间,而雷达所提到几位诗人,大多年龄相差不远,写作基本到了高峰期。而自己从20014月就进入文学杂志当编辑,创作的视野放得更远、更广阔,打工题材的作品也不仅仅局限于离愁别绪及身处打工底层的疼痛色彩,而不失自己的创作风格,创作也更理性,贴进自然,贴进生存。雷达先生肯定读过几位诗人的近期作品,因此评价是中肯的。

 

 你作为广东《打工诗人》的发起人之一,推动它走过重要历程,简述一下《打工诗人》?

90年代中后期,我在康惠公司上班时,就有了创办民间诗刊的想法,先前设想出打印集,而后由于上班与加班时间太多,没有足够的时间编辑和组稿,后来担任了企业报编辑更有了办刊的想法。2000年,我去广州参加《嘉应文学》杂志举办的“新世纪漂泊诗歌大赛”颁奖会,那晚由诗歌责编罗德远牵头,在酒店的客房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朗诵中诗友们情绪激昂,朗诵后大家更是余兴未尽,其中谈到了以后办一份打工人自己刊物的话题。可以说,正是缘于那次相聚、相知,那场“简陋”的诗歌朗诵会的启迪,几位文学青年之后不断联系,为后来创办《打工诗人》奠定了基础。

       2001年农历正月初六,我和罗德远、任明友、许强都没有回老家过年。那天由我做东,特邀三位文友来我工作的惠州斜下,在宿舍聚餐。聚餐中开怀畅饮,大家谈论文学,谈论诗歌,格外兴奋。到了傍晚,我们坐车去了任明友供职的《惠州文学》编辑部,讨论创刊的具体事宜。讨论中,大家首先谈到报纸的名称,有的提出“流浪诗人”、“漂泊诗人”和“行吟诗人”等,当时我提出叫“打工诗人”,源于《佛山文艺》杂志有个叫“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的诗歌栏目,1995年至2000年间,我和很多打工诗友都在该栏目发过不少诗歌,对这一个称呼颇为认同,大家随即表示赞同,觉得“打工诗人”这个名字更能直接表明我们的身份,意在打工中写诗,或在写诗中打工。第二天上午,四人去西湖边合影留念,同时宣布《打工诗人》编委会即日起正式成立,以惠州为“根据地”,信件通联就以《惠州文学》编辑部的地址为准。就在同年的4月,我应聘到台山市文联《侨乡文学》杂志担任编辑。因此远离惠州,去惠州要5个小时车程,所有第一期《打工诗人》我没有参与组稿和编辑,可第二期和第三期拿到台山市印刷,我联系的印刷厂,编辑、版式、校对全由我负责。后来由于《惠州文学》停刊,罗德远和任明友都去了广州不同的杂志社,因此《打工诗人》编辑部及通联地址也搬到广州,再后来又搬到增城至今。

《打工诗人》创办13年了,10周年之时,还在发源地惠州举办了一次隆重的诗歌活动。的确,《打工诗人》创刊了10多年,经历了许多风雨坎坷,源于编委们漂泊不定,都生活工作在打工底层,有时四处找工,没有固定的住处。更多原因是经济拮据,其中就有编委选择退出……。尽管《打工诗人》遭遇过危难关头,和甚至“难言的”曲折,哪怕个人经济拮据,我从来没有放弃。早在2010年,《打工诗人》从原来的报纸改版成杂志,内容丰富,容量更大,给打工诗人们搭建了更大的交流平台,受到更多诗爱者的热捧。而今,《打工诗人》仍面临经费困难,改为不定期出版,我虽远离广东,仍与文学同仁携手共进,不离不弃,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打工诗人》继续办下去。

 

   2011年回到成都,四川诗歌今略况?与广东之区别?

20114月回到成都,时间已经两年,可我认识的成都诗人很少,自己为打工奔忙,具体不了解四川诗歌详细状况,有些只能道听途说。

当然。从我直观,广东与四川都是诗歌大省,四川有著名诗刊《星星》领航,其中团结成就了一大批诗人。而广东优胜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全国各地很多文化人都南下沿海“淘金”,打工或定居于此,文人荟萃,给广东文学注入了新鲜活力,成为广东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再一个方面,以东莞、深圳等多个市政府出资,大力扶持文学作者出版著作,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大市”建设。而四川各地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文学创作项目扶持,我不得而知。当然,四川诗歌基础良好,诗坛活跃。四川与广东两个诗歌大省不同的是,广东是“移民”优秀诗人多,四川是本土优秀诗人多。

 

隔得远了(距离、时间),对广东打工诗歌的回顾感怀?

我虽然现在离广东远了,但经常在网上与广东的诗友们联系,广东,始终是“打工诗歌”的发源地,又是打工诗人的“根据地”,我的诗歌写作也是在那片土地茁壮成长的。因此缅怀过去岁月,留恋那片土地。特别是90年代中期及末期,是我诗歌创作的高峰期。那个时候,我的诗歌没有“库存”,可谓写一首发表一首。一般寄稿都寄一首,明白不过了就是怕被编辑“枪毙”,杂志很少发外一首或组诗的,因为每家杂志只有一二个诗歌版面,所以投稿不能狂轰滥炸,寄两首是奢侈,浪费心血。过去诗歌是多么能打动打工人的心灵,感觉打工人对诗歌的无限热爱。那时发表一首好的诗歌,都会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这无不是对创作者心灵最大的安慰;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缺少电视欣赏的年代,打工者最奢侈的就是有一台BP机和一台收音机,与亲人朋友联络感情;夜晚躺在宿舍的床上,收听电台专为打工人开设的《夜空不寂寞》节目,主持人也成了离乡背井打工人的知音。而文学杂志,更是打工人增加知识、打发寂寞的首选读物。

至于那时的打工诗歌,对我而言,确实是经历磨砺,身处环境,有感而发。而今国家《劳动法》健全了,福利待遇提高了,大多企业工作环境舒适了。特别是现在90后打工者,有现代快捷的通讯和网络,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少了很多寂寞,不会有我们那个时代“家书抵万金”的感慨,更不会遭受“捞仔”“捞妹”的人生侮辱和身份歧视。

可以说,“打工诗歌”是打工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一段永不磨灭的文学记忆。

 

 你是广东“打工编辑”里经历最坎坷丰富的之一,很“漂泊”,都在哪里工作?对走过城市的印象?

在广东打工17年间,在中山、惠州、深圳、台山、佛山工作过,遭遇“坎坷”之一的是,初到广州,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见面礼”:那是一九九三年正月初八,我在永川火车站挤上开往湖北武昌转广州的火车。经过三天三夜最终抵达广州火车站,一帮歹徒抢劫了我身上仅有的盘缠和行李,以及身上的证件。午夜11点多,身无分文的我带着饥饿和遭劫后的失意,思想崩溃,在广州一家建筑工地的窝棚里躺了66夜,之后等身体与心理调整好后,舍远求近,从广州步行三天三夜到达中山,找到朋友文江,在文江及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战胜了困难,既而进了中山中区工艺厂。不巧,由于工厂缺货,刚做了两个月,工艺厂就倒闭了。随后我去了我先前未去成的目的地——惠州,由于没有身份证件,我只有到老乡当工头的建筑工地打工。每天起早贪黑,头顶烈日,做抺灰、砌砖、打混凝土的重活,经常加班,有时竟加班通宵。才做了10多天,我的皮肤晒得黝黑,两手起了老茧,手指头磨出口子流血。直到一个多月后,经朋友托关系才进了康惠电子公司,当了一名保安员。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奖金扣发与经理发生理论,1994年初被辞退,失业近4个月。之后去过惠阳陈江直昌灯饰厂、志愿塑胶厂,而后1996年再次进康惠公司。

 

其实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康惠公司工作的6年,惠州倒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现代化的气息。可是,我刚进康惠公司的老厂工作环境差,直到二期工程竣工后才有了新的改变。可以说,那时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用血汗浸润了工厂,从流水线到出租屋,见证打工人的苦难宿命,生发多少乡愁与疼痛的打工故事。当时我所租住在中星村的出租屋,村里抢劫、群殴、偷盗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我是租住在钟家祠堂内,有时钟姓人家停尸祠堂超度法事,居住的环境时常让人处于惶恐之中。

在台山市工作了9年,担任“打工编辑”。台山是一座古色古色(仿西建筑)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侨乡”,仅台山市就有120万人口移居海外。印象中的台山工作节奏缓慢、生活悠闲,可物价昂贵。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人都想方设法移居海外,因此空置房多。当时我租住在老城区的城中村,每套二室一厅的房子380元月租。住户有小商贩、补鞋的、卖菜的、傍晚街巷甚至有站街女幽灵般地晃动,形形色色,纷乱杂陈。周末,我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闭门写作,足不出户,有时竟忘记吃午饭,只等下午买菜做饭才出门。

在佛山市高明区作协工作近两年,租住在高明荷城河江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每天在单位吃中餐,晚上与周末自己开伙。印象中的高明荷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建设不错,经济发展走在佛山前列。

 

 您认为一个诗人在当今怎样正确作用于社会人群?

诗人应注重诗歌本质的认识,重在以诗渗透生命本真,一切都不能神化。人世间每一个人都是诗人,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或浓或淡,都在生活中表露。诗是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感觉、一种情感的流露及心灵的独白。成其为诗人,一旦爱上诗歌,就爱上孤独,像一个朝圣的信徒,一步九叩,忠于操守。诗人的歌唱或深或浅,或悲或喜,总带着自己充沛的情感,诗化的快乐与忧愁都能将诗人的人生境界生华。

作为一个诗人,应“以人为本”,“小我”或“大我”的歌唱都不能曲高和寡,应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融入社会,融入普罗大众,诗歌才得以辉煌。在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时,长期被一度认为式微的诗歌突然掀起一次空前的高潮,可以说像一次“诗歌革命”;而2013年“4.20”四川雅安大地震同样如此,赈灾的诗歌活跃在各种网坛和报刊上,诗人们直抒胸臆,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为灾区人民祈福,袒露微笑与泪花,地震中的痛与爱,生命的本真,勇敢和亲情,激发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因此诗人是普通人,除个体抒情外,创作的笔触多关注于社会群体,不脱离社会广阔天地,诗歌的生命才能长盛不衰。

 

您今天的理想、或愿望?

也许是年龄的缘故,过多过早地咀嚼了打工生活的况味,已然不再有当年那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言壮语,但自己像一只黑蚂蚁,默默爬行,写作不能停滞,紧随生命的航标,直到生命的尽头。今日,我心底最大的理想——是今生能将自己创作的所有“打工文学”的作品付梓出版!……

 

 

采访人后记:

1,世界需要传奇,诗歌、文学,就是一种传奇,广东打工诗歌更是一种传奇,现代神话!它精神火焰一样在瞬间燃遍了南方,取得成功,传诸国内,在90年代后期及新千年开门的“民间诗歌”后力乏劲的时刻,找到了一个方向,一个现代诗的突破口:瞄准现实生活!——艰辛的、苦难的、青春的生活,诉诸“新写实“,虽然这种生活今看似以渐渐“凝成历史”。

2,徐非的经历是90年代广东汗血打工的一块“活化石”,首先是他自己说清了遭遇经历,为命运作证。他不仅是一个打工诗人,还应是一位打工作家,因为他掌握了表述权——写作,这再次说明古老的文字是、并仍是记录个人历史重要手段(个人历史是国家史重要补充部分)

3,2001年,我在北京创办民刊《诗前沿》,罗德远、徐非他们在广东办《打工诗人》,由于交流刊物我们得以结识,那时徐非与很多诗人单写诗不同,除了写诗,还常发表文字,散文,随笔,评议等等,表述自己传奇经历,以及广东打工诗歌内外种种境遇情况,我藉此了解了很多情况,而后我收到他的一本绿封皮美丽诗集《心灵之约》,(注:打工经济出一本书很不容易),2004年左右在北京的一次全国笔会遇到他,他消瘦黝黑,身材瘦小,一看就是那种能吃苦的四川农民后代,穿了一套广东最廉价的西装。后来隔若干年我们又在广州相会,很匆忙,广州车如流水,不是谈诗的地方,那时他又到一个叫高明的地方打工。

4,渐渐地,很多北、上、广的打工人回到家乡,岁月使然,谁能永远不老?谁能永远漂泊?他的经历又一次具有典型性。(广东、东南打工自80年代至今其实已经轮番了几代人了,只是忙碌的世界似乎毫不理会)。经验需要总结,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5,回顾看,广东打工诗歌,创造了一种文艺思潮,可叫“广东打工文学思潮“,它们对2000年左右的时代良心、时代文化的推动和猛然著力,在“主流文学”文过饰非、六神无主、混茫惶惑的时刻,提供了一种方向感:倾身民间,关注底层,注重真实,与绝大多数人与民生命运息息相关(!)他(她)们来自于自己的真实的狭隘经验:痛。他(她)们学历不高,走出农村不久,充满年轻的憧憬彷徨苦闷,卡在人生境遇的最初“夹缝”。

6,采访过今日徐非,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凝重的、有些伤感。引发思考。徐非又回到四川,一个风云诗人也许会消融于凡庸日常?!即使在广东那样后来比较关注人才的地方,除了个别的姣姣者,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文化人才都将被埋没,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无奈遗憾?“这是个没有结局的结局,这是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昔日歌词)——青春朝晖的意义是永远将点燃后面!

 

 

   徐非打工诗歌6首:

 

《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

 

写字楼与俺无缘

俺是坐在最偏远的车间

手握一张小小的名片

俺名就叫阿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寒风里战栗

而母亲在战栗中一分为二

从此降生一只丑小鸭嘎嘎而鸣

 

而今       请注意我一米六○的体态

既不丰腴也不纤弱

我虽然我不是诗

但有油菜花的诗意

我虽然不是绝好的模特

但宽大的厂服裹不住我颤动的青春

你不必顾虑

我择友的要求不会太苛

年龄       身高       五官的政策可以适当放宽

有无婚史       住房       地域的条件均可考虑

我虽然走惯了山村的泥泞路

但城市户口也不拒绝

 

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

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

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

植入深深的土地

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

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

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

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

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

如果是这样           我的心房向你敞开

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

采我三月的芬芳

 

 《当三陪的四表姐》

 

当三陪的四表姐

飘香南方的一朵野玫瑰

去年回家乘波音747

消息爆炸了小村

你父亲的心脏病被流言击中

你母亲哭干眼泪骂你扫帚星

尔后你为父亲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大理石刻写的碑文

再后又用卖身的钱光宗耀祖

砌了一栋洋楼

 

当三陪的四表姐

你走出了小村人的瞳孔

却走不出母亲含泪的目光

走向灯红酒绿  走向虚渺

高脚杯盛满虚情假意

西餐刀叉误伤嘴唇

邪念的浪笑与贪欲的眼神

在你性感的部位狼吞虎咽

你如餐桌上吃剩的海鲜

你如餐桌下躺倒的空酒瓶

吃残了还让那糟老头包起来

无字的合同奠祭青春的挽幛

 

当三陪的四表姐

我在这座城市工作与歌唱

无非要抓你丑陋的把柄

无非用洁净的手指

扇你一记耳光

只是拨通这诗歌的热线喊一声

四表姐  金盆洗手

离开那老骨头

找一位长相守

另起炉灶

 

 《在玩具厂里做鸡》

 

穿行南方的工业区

放逐迷失的希冀

属鸡的我与属狗的为友

查暂住证追得鸡飞狗跳

忍受饥饿又满身疲劳

幸而啄食了招工广告的纸屑

我在玩具厂里做牛做马

做十二生肖

至今做鸡成了我固定的工位

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

瘦了我腾飞的翅膀

 

我在玩具厂里做鸡

如在荒原上寻食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

寻不到黄金的食粒啄破日子

我很咸很养人的汗水

饲养肥老板经济的肚皮

为低低的工价通宵加班

想亲近瞌睡虫又怕炒了鱿鱼

怀抱一只鸡的断翅

想想自己苦苦的命运

泪水流过三更

 

 

 《羊年在羊城吃羊火》

 

羊年在羊城吃羊火锅

生肖属羊的我

面向川西南

学羊咩咩地叫

父亲啊    母亲啊    小妹啊

我就在广东过了

 

四川名厨主理的羊火锅

羊骨汤煲出的美食品牌

热情暴涨了川味馆

大多是老乡来温暖乡情

羊毛出自羊身上

反正是自己汗水换来的薪水

也潇潇洒洒地洋一回

 

羊年在羊城吃羊火锅

心情灿灿的

炉火旺旺的

温民歌民谣

暖四川方言

广东米酒被川老窖一勾兑

味道醇醇的流进心里

望一眼杯中自己的影子

羞涩了邻桌的川东槐花和川南李花

于是就看见含笑的红春联了

于是就看见嘟嘴的红辣椒了

 

一股温暖的气息穿过肠胃

我被老板娘的热情定格

(大哥:吃安逸罗       慢慢走    发洋财)

若即若离的我才真正品味出

真正的火锅    底料咸咸的

是两行泪水

 

 

 《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

 

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

我把一行诗筑成长长的铁轨

汽笛的吟咏平平仄仄          

我打点行装的相思

搁在站台上

泪水决堤       心路塌方

一列深夜的火车驶过梦境

辗碎了乡愁

 

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

我散落的相思飘飘渺渺

寂寞的鞋子去站台眺望

挤满叹息的售票口

一张张车票覆盖一张张工卡

节日的浮动价潮涨潮落

急急如蚁的人群四处聚散

懊丧的表情像飘零的落叶

 

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

我把铁架床想成极好的卧铺

躺在下层和上层

都在生活的底层

穿着蓝领和白领

青春的美衣沾满汗渍

守着流水线数着日子

坐在写字楼考勤昨日

一滴汗考出两行热泪

 

《打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刚刚十八岁一枝枪高的年龄

我就参加了打工大军

打台资    打韩资    打美资

转战珠江三角洲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历任班长       拉长       主管

担任生产前线总指挥

从蓝领晋升白领的“军衔”

让我伤痕累累

 

好多次想临阵脱逃背弃打工

好多次想为不公的待遇展开唇枪舌剑

好多次想打一枪挪一个地方

但最后又为薄薄的工薪铁石心肠

 

日资厂在珠三角招兵买马

我被一枚商业的流弹击中

竟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就因为我会说英语       日语

我被调到技术课    特高课

同胞们怀疑我是走狗    汉奸

因此我窃取了日资厂的情报

一位女工在车间咯血

两名男工被机器截肢

血泪的控诉越不过厂规森严的铁丝网

正义的呐喊也遭四面楚歌

 

工友们含多少愤懑多少忧怨

使我猛然想起“九一八事变”

想起南京大屠杀    想起慰安归

想起一把把罪恶的东洋刀

刺进了多少东北同胞的胸膛

当然现在是和平经贸的年月

但我忍无可忍       最终扔出

一颗叫《劳动法》的新型手雷

将日本董事长黑田炸翻

毅然带领六十六名同胞——起义

投奔国企……

 

 

   “大地访诗人”采访计划简介

采访人:孙文涛,当代著名诗人、随笔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聘任作家,资深报刊编辑记者。出版有《大地访诗人》《京华遇诗人》《大地谈诗》等十余部著作,曾在北京工人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诗刊》社等任职。

“大地访诗人”采访,自2001年起以独立观察和自费行程方式,访问国内20余省的多位民间诗人、优秀的多年坚持写作的地域与边疆诗人、民间诗歌杰出贡献者。关注优秀的农民诗人与打工诗人,默默写作的优秀底层诗人;特别关注才华青年,关注艰苦中奋搏中的优秀诗人,关注“若隐若现”的诗歌光芒,帮助他们被社会与世界所了解与认识。

《大地访诗人》(第一卷),已经于2003年出版。(以民间诗人、历史回顾为主)在国内诗歌界引起关注,为考察9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状态的一本重要资料。本书已被国内的多所大学图书馆收藏。

《大地访诗人》(第二卷)目前正在采访编撰中。(以农民诗人、地域诗人、青年诗人为主)。本书为考察新千年以来10年,既2001——2010年的现代中国诗歌发展趋向的重要资料。

“大地访诗人”采访文章,自2001年起长期在《诗歌报》网站开辟专栏文章,先后长达近10年,网上读者广泛,引发关注,它的独特视角、独立访谈、不拘一格推举诗歌人物、拓宽性的地理历史和人文视域等,均获广泛赞誉。“大地访诗人”采访所作的诗人访谈、诗人随笔等,已在新浪网、新华网、诗歌报网、诗生活网、文学博客网、存在诗歌论坛、天涯社区网等,以及主流媒体《诗刊》《诗歌月刊》《京华时报》《新周刊》等刊载,并收入多家民间诗歌报刊,《大地访诗人》(第一卷)所采访的部分诗人资料,已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作过数次文学讲座专讲,有的被介绍翻译到日本等。

 

 

  

 

作者:徐非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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